[案情]

原告劉德蘭。

被告趙玉芹。

被告崇恩梅。

原告劉德蘭與被告趙玉芹是親戚關系，雙方與崇恩梅原互不相識，后趙玉芹與崇恩梅曾在一起打麻將而相識。2006年7月30日，被告趙玉芹因家中購置房屋需要，向原告劉德蘭借款25000元，每月支付500元利息。趙玉芹單方寫好借據后請被告崇恩蘭簽名（原告劉德蘭不在場）。趙玉芹在“借款人”項下簽名，崇恩梅在字據左上空白處簽名。后原告劉德蘭與被告趙玉芹雙方到銀行交接款項，趙玉芹此后按約定付利息至2008年2月。因趙玉芹下落不明，劉德蘭先訴求崇恩蘭承擔保證還款責任，后追加趙玉芹為被告。

原告劉德蘭訴稱，被告趙玉芹因購房借款，被告崇恩梅出于幫助而提供保證，對債權人應互負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趙玉芹辯稱，我借款屬實，愿意承擔還款責任，但崇恩梅沒有借款，也不是擔保，與其無關。

被告崇恩梅辯稱，我沒有借款的理由，原告與我之間沒有借款關系。在借據上的簽名是幫助趙玉芹請會而發生，不是為了擔保借款，不應承擔民事責任。

[審判]

江蘇省濱海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擔保合同必須以書面形式出現，在主合同上單列擔保條款的，必須具體明確，充分證明擔保人為債務人擔保的真實意思。本案中被告崇恩蘭盡管在借條上簽名，但沒有注明擔保人身份，也未對擔保義務履行方式和時間作出任何承諾，不具備書面形式要件，不能認定擔保成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百九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解釋第二十二條及有關法律之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趙玉芹歸還原告劉德蘭人民幣25000元并承擔2008年3月至履行完畢之日止按月息2?G計算的利息；二、駁回原告劉德蘭要求被告崇恩梅承擔連帶責任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告上訴，二審調解結案。

[評析]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產生兩種分歧意見：一是被告崇恩蘭的行為不是擔保就是共同借款，應該承擔還款責任。理由是其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該負擔民事活動中的起碼注意義務。在別人的借款據上簽名，表明其愿意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不是擔保就是共同借款，反之亦然。無論何種情況，被告都應承擔還款的民事責任。二是被告崇恩蘭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擔保。根據證據規則，原告不能舉證證明擔保關系的存在，應承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案值得探討的是1、形式要件是否為擔保行為成立的必要條件？2、法院能否超出原告主張審查判斷案件？

在借款合同中，擔保人的擔保行為一般是損益行為，多是擔保人為了債務人的利益而自愿承擔一定的風險，在債務人履行不能情況下甘愿受過，所以，必須是出于擔保人的真實意思才能認定擔保關系成立。立法者基于利益平衡需要，給擔保人充分地思考和判斷機會，規定其較高的注意義務。《擔保法》將書面形式作為擔保合同成立的必要條件。規定書面形式就是為了全面準確地反映擔保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固定其對義務的認諾。擔保合同內容必須具體明確，這是法律對擔保合同形式要件的特殊要求。本案中，被告崇恩蘭盡管在他人的借條上簽名，但既未注明擔保人身份，又未寫具體擔保內容，不能證實其擔保意思表示，該擔保行為因缺少形式要件不能認定成立。

原告向被告崇恩蘭主張擔保關系，人民法院只能就擔保問題進行審查判斷。在原告沒有主張共同借款，法院能否在否決擔保后認定共同借款而作出判決？根據民事訴訟辯論原則，人民法院只能審查判斷當事人訴辯主張的事實，超出主張范圍違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訴訟原則，也侵犯了當事人訴訟權利中的處分權，所以，在本案的處理上，法院只能就擔保主張作出評價。依法辦案必須取代依情理辦案。本案中，部分法官基于生活經驗推出非此即彼的判斷正是出于情理的考量，認為被告崇恩蘭既然簽名，就是作出一種意思表示，不是擔保就應是共同借款，法院應根據查明的事實作出判決。這種非此即彼的判斷看似合理，其實不然。一是違反法官的中立被動原則。法官發現當事人訴訟請求不正確時，只能依法行使釋明權，幫助當事人理解法律關系性質，提出正確的訴訟請求，而不是繞過其請求內容而作出他判。二是混淆邏輯上矛盾關系與反對關系。在矛盾關系中，的確是非此即彼，但在反對關系中，在此和彼外還有第三種可能。比如本案中，被告崇恩蘭的行為有三種可能存在，即擔保、共同借款、見證，不是擔保不能必然推出共同借款的成立。非此即彼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只能按照證據規則，審查判斷當事人主張的事實，依據法律法規評價答復當事人的訴訟主張。如此才能保持人民法院中立被動的身份立場，才能節約有限司法資源完成案件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