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某向甲某借款，立有借據一張，并由丙某作為擔保人在借據中予以簽名。后乙某涉嫌詐騙被法院定罪量刑，乙某向甲某的該筆“借款”也被認定系詐騙款項之一（“借款”已被乙某揮霍）。甲某遂起訴丙某，要求丙某承擔連帶償還責任。

 

該案爭議焦點在于合同效力如何？丙是否承擔連帶責任？

 

針對此類型案件，實務中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案例中的借款雖具有一般借貸的合法形式，但債務人乙某對于“借款”實際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乙某采用欺詐手段從甲某處獲得的，所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相關規(guī)定，應認定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無效。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條中“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的規(guī)定，應認定丙某的擔保無效，且因該類民事案件純粹是公民之間的一般借款，債權人無證據證明擔保人存在過錯，所以丙某不承擔任何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案例中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無效，丙某的擔保無效，理由同于第一種。但丙某作為擔保人，其存在過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之所以認為擔保人丙存在過錯，是因為該案屬公民之間的一般借貸，乙某向甲某提供借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擔保人丙某的信任，而擔保人丙某作為對債權人情況至少有所了解的人（否則不可能為乙某提供擔保），未能盡到應有的審慎注意義務，所以存在過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之規(guī)定,擔保人丙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第三種意見認為，案例中的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有效，丙某的擔保亦有效。理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guī)定，合同效力的認定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只要訂立合同時各方意思表示真實，又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就應當確認合同有效。至于對“強制性規(guī)定”的理解，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作出了解釋，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guī)定”，所以，乙某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借貸關系無效，效力上應采取從寬認定，也在最大程度上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屬合法借貸，應受法律保護。至于丙某的擔保亦當然有效，丙某應當承擔連帶償還責任。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該案主要分歧在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第（一）、（三）、（五）項的不同理解。對于第（五）項，筆者已在第三種意見中論述，不再贅述。對于第（一）項，筆者認為，案例中的情況與此不符。第（一）項認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情形，合同無效。而該案例中，即使乙某在借貸中存在欺詐行為，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但若其結果并未損害國家利益，也不能就此認為借貸關系無效。而是否損害國家利益，需要由相關證據證明，通常情況下，公民之間的借貸不可能損害國家利益。所以，該案不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之規(guī)定，否定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無效。對于第（三）項，筆者認為，案例中的情況與此也不符。第（三）項認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合同無效。而該案例中，乙某的借貸形式上是合法的，因為立有借據，而至于是否“掩蓋非法目的”，也需由相關證據證明。筆者認為，此處的“非法”應當理解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如果僅僅是債務人用于揮霍不打算償還等情形，應當不能算做掩蓋非法目的。所以，若無證據證明乙某的“非法目的”，則乙某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借貸關系無效，也就不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之規(guī)定，否定甲某與乙某之間的借貸關系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