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一家500人的大公司要整體搬遷到距離十幾公里以外的新地址，提供兩種解決方案：搭乘班車或領取補貼購買電動車；那邊廂，一名工齡十年的老員工患有眩暈癥，乘車有困難，又因丈夫患病需要照顧等特殊原因，不能騎電動車耗費太多通勤時間……面對勞資雙方各有難處的具體情況，近日，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對這起經濟補償金糾紛調解結案，雙方當事人都滿意而歸，并對法官的誠信、耐心、細心表示感謝。

公司并無過錯，員工情況確實特殊

2010年5月，王女士入職泰山公司。“我的家就在公司附近，騎電動車單程十分鐘左右。”據她陳述，丈夫身患殘疾，孩子在上學，家里全靠其一人支撐。2018年3月，公司因搬遷向所有員工提供了兩種交通解決方案：搭乘班車，或者領取3000交通補貼購買電動車。

“方案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和領導反應過，新廠騎電動車需要50分鐘，我自己又患有眩暈癥，坐大巴就會頭暈，一次兩次還行，天天吃藥的話太傷身體了。”庭審中，王女士表示，對于這種眩暈癥，醫院不會開具診斷證明書，但向法庭提供了病歷，證明其確實有多次去看病，患者主訴“頭暈”。

對于王女士情況，公司也很重視，“領導還專門和她開會進行研究，但依然沒有商討出可行的解決辦法。”泰山公司在庭審中陳述，畢竟公司這么大，不可能因為一個員工的特殊原因而不搬遷。到2019年6月，泰山公司順利完成搬遷，500余位員工悉數前去新址工作，只有工齡近10年的王女士沒有前去。多次發函催促后，公司援引員工手冊規定的“連續曠工三天即可開除”的條款，辭退了王女士。對此不滿的王女士申請勞動仲裁，獲得了支持。“按我的工齡和月均工資，仲裁委支持公司賠償我5萬余元。”王女士說。

法院：能調則調，當判則判

“我們不服上述仲裁，于是訴至法院。”庭審過程中，原告泰山公司提出，“2016年公司組織免費旅游，去莫干山玩，大巴車坐了好幾個小時，沒有發現被告王女士有眩暈癥的癥狀。”公司還提出，在沒有搬遷前，被告基本每天加班，上班時間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與其無法付出更多通勤時間照顧家庭的陳述并不符合。

王女士辯稱，當初旅游是吃了暈車藥去的，但效果不好依然頭暈，于是接下來的2017、2018年的免費旅游都沒有參加，“而且不參加公司也不會折現”，對于經常加班，被告稱，就是為了多賺點錢啊，“有加班我才能拿5000多元一個月，不加班的話基本工資才2000元出頭。現在被辭退了，我又在家附近找了一份超市理貨員的工作，月工資也只有兩三千元。”

承辦法官表示，這類案件如果判決的話，只有“全無”或“全有”兩種結果。“就是說，要不公司付給王女士5萬余元，要不王女士一分錢也拿不到。”他指出，客觀來說，公司方面沒有過錯，而王女士的自身情況也確實特殊。所以站在具體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的立場，考慮到他們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風險，我偏向調解解決這個案件。”

最終，承辦人分析調解與判決的利弊后，急當事人所急，想當事人所想，積極耐心釋法析理，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原告泰山公司支付被告王女士各項補償共計3萬元。

【法官連線】“想你所想，急你所急，站在雙方當事人的角度看問題”

回到這個案件本身，對公司來說，萬一案件敗訴，影響不太好，更何況仲裁時已經敗訴了。而且搬廠過程中僅有被告一人出現特殊問題，所以就算這個案件調解，也不會引起示范性效應，對公司而言，花3萬元規避全部風險，并不是花錢息事寧人，而是選擇了相對穩妥的解決方式。于女員工而言，從專業角度來看，其實她的訴訟風險更高，如果判決書結果是全無，那么她還要自己承擔律師費，如今在超市打工的她，家庭經濟情況將雪上加霜。如今能拿3萬元解決問題，于她而言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一點，從她簽字時如釋重負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