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0日21時許，郭某酒后駕駛小型轎車，行駛到居住小區附近時撞倒停放在路邊的唐某某駕駛的電動三輪車，造成唐某某受傷、兩車損壞的交通事故。為逃避酒后駕車的處罰，郭某打電話讓被告人高某某到現場，由高某某冒充駕駛員在現場處理交通事故。后為獲得保險賠償，郭某和高某某共同虛構是由高某某駕車發生交通事故的事實，向保險公司騙取保險金人民幣5萬余元。后被保險公司發現可能存在騙保的情形，向公安機關報案。至此案發。

保險詐騙罪，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獲取保險金為目的，違反保險法規，采用虛構保險標的、保險事故或者制造保險事故等方法，向保險公司騙取保險金的犯罪行為。在本案中，郭某作為肇事車輛的被保險人，以非法占有保險金為目的，通過對發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騙取保險金，數額較大，其行為符合保險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保險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高某某能否認定為保險詐騙罪的共犯，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高某某雖不具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主體資格，但其明知郭某意圖實施保險詐騙，仍積極為郭某實施保險詐騙提供幫助，可構成保險詐騙罪的共犯。另一種觀點認為，保險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應為特殊主體，只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才能單獨構成保險詐騙罪；只有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他人詐騙提供條件的，才能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高某某既不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也不是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不具有保險詐騙犯罪的主體資格和構成共犯的主體資格，不應當認定為保險詐騙罪的共犯，不構成保險詐騙罪。

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規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為保險詐騙行為人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其進行保險詐騙提供條件的，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論處。該條款的理解重點，應當是對上述主體的上述行為，應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論處，而不能以其他罪如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等論處。在司法實踐中，不能根據該條款機械地將保險詐騙罪的共犯限定于此。根據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論，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系共同犯罪。在本案中，高某某雖不是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亦不具備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的身份，但其在明知郭某酒后駕車發生交通事故的情況下，不僅幫其頂包逃避處罰，后續還積極配合郭某，編造由高某某駕駛車輛發生事故的事實向保險公司進行理賠，屬于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應當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