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王某與張某系同村村民，張某自購貨車跑運輸。去年春節前，王某剛學駕駛領證不久，即請張某吃飯，希望能上張某貨車實習開車不需工錢。張某在此后的長途運輸中常喊王某同行，兩人輪換開車。去年4月份，因王某違章駕車與路障相撞，單方事故,致張某車損人傷，王某則在車禍中身亡，經交警部門認定王某應負全責。王某父母、妻、女四原告起訴張某，認為王某系在為張某義務幫工中死亡，故要求被告張某賠償原告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費等計3 5萬余元。張某在答辯中則稱，王某通過請客打招呼借張某的貨車來熟悉駕駛技術，王某是受益人。由于其技術不精，違章駕駛，造成車禍，應負全責，公安部門已有定論，其死亡與被告無關。被告同時反訴，要求原告方賠償被告車損及人傷的費用10萬余元。

 

審理中，就該案如何處理曾有截然相向的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訴稱成立。王某在不收報酬前提下，為張某從事販運開車，事實上付出勞動。張某也從中受益。這種為對方自愿無償提供勞務的行為應該是典型的義務幫工、幫工人在幫工中死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下稱人損解釋)第十四條第一款：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故應由被幫工人承擔賠償責任。即使認定王某有重大過失，按《人損解釋》第二條第二款也只能減輕張某的責任；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被告抗辯成立。王某請張某吃飯是為了在張某車上開車實習，王某自己是受益者。如果王某技術熟練無需實習鍛煉，王某不可能主動提出不要工錢。王某在開車練習中，違規駕駛，造成車損人亡，責任在已，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也已明確王某負全責。王某對張某造成的損失，王某的法定繼承人應在其繼承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筆者則認為上述兩種意見均有失偏頗。兩種意見都注重了事件的表象，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這起案例不能完全機械地套用義務幫工或借用關系。應該說，王某與張某達成王某開張某貨車的一致意思表示，其真實意圖有二，一是王某通過駕駛張某貨車確實能提高駕駛技能，提高自己勞動力的技術含金量，王某從中確實收益；二是張某開長途貨車，有個幫手換開，能減輕自己的勞累，提高效益，張某從中也有收益。二人應是各得其所。也就是說王某為張某開車既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借用也不是絕對的幫工，而是二者的合一。上述第一種意見沒有注重被告提供大型生產用具讓王某實習開車是善意之舉，加重其責任容易形成好人沒有好報的不良社會效果；而第二種意見則漠視了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的原則，簡單地以公安行政責任的認定替代民事責任認定。而離開民事主體的真實意思而片面套用義務幫工收益人負責或借車實習受害人負事故全責均是形而上學在應用法學上的反映。筆者按照一分為二的辯證思路，召集當事人雙方三次調解，分析化解雙方之間的關系。終于在今年春節前，雙方達成調解協議，由被告酌情賠償原告方18萬元（被告也放棄了反訴主張）。雙方均認可王某為張某開車不是單純一方得利的事，王某開車出了事故，法院主持調解由張某酌情賠償是公平的處理也是當事人最佳的選擇。

 

因此，法官在調解時，不但要有嫻熟的法律技能，還要有成熟的辯證法思想及方法，才能還事物本來面貌，才能讓當事人雙方心悅誠服，也才能更好地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