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和諧共建是否會削弱審判力量？

  葉兆偉：近年來受理案件數的急劇上升和多年的司法審判實踐讓我們認識到，過多的訴訟會加劇社會關系的對抗性緊張，也會導致有限的司法資源被稀釋和攤薄，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動。通過開展共建活動，一些矛盾糾紛預防在訴前、化解在訴中，同時,還有一部分政策性強、涉及面廣，單靠法院一時難以化解的案件糾紛，也能依靠黨委、政府的政治優勢得以解決。這樣，既提高了矛盾糾紛的預防化解能力，又能源頭上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和諧共建活動并未偏離執法辦案第一要務，因為它提高了法院化解糾紛的有效性，可以讓法院司法資源的整體支出下降和合理有效利用，促進審判質效的優化。

  不久前,蘇州中院處理了一起某時裝公司100多名員工因加班費等問題與公司產生爭議的群體性勞動爭議案，當時勞資雙方矛盾十分尖銳。雖經當地有關部門調解，還是有43名員工不接受調解方案提起勞動仲裁和訴訟。承辦法官馬上與當地共建單位取得聯系，商議妥當解決糾紛的方法。通過與雙方當事人真心坦誠的溝通、交流，僅用幾天時間，就促使雙方達成了民事調解協議。而這個案件如果依正常訴訟程序，可能要半年才有結果。

  這只是直接效果。更深遠的意義是：群眾更便利地接近司法，增加了基層組織對法律和司法的價值體驗，使公眾正確了解司法，信賴司法。

  記者：開展好和諧共建的關鍵是什么？

  葉兆偉：發揮好法院和基層組織兩個方面的積極性是開展和諧共建活動的關鍵所在。雙贏是共建的基礎，又是共建的目的；優勢互補是共建的前提，又是雙贏的條件，二者缺一不可。從實踐情況來看，對優勢互補沒有異議，關鍵還是通過互補如何實現雙贏。對法院而言，社會轉型期種種復雜的矛盾，并非都能通過司法途徑來有效解決，如果只管被動審判，那么不滿裁判結果的群眾就會把法院當成最終的責任主體，進而引發直接對立；對基層組織而言，不少矛盾糾紛雖然體現為案件，但其根源依然在基層，如果簡單地認為矛盾糾紛最終都可以通過法院的裁判來解決，那么法院對個案依法裁判的結果也可能會給基層帶來更多棘手的問題。

  記者：如何衡量和諧共建活動的成效？

  葉兆偉：預防化解矛盾糾紛是檢驗和諧共建活動成效的主要標準。我們始終堅持將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實績作為衡量和諧共建活動實際成效的主要標準，所有的活動安排和部署，所有的活動機制和平臺，所有的活動舉措和內容，都以這個主要標準來檢驗。我們強調活動的開展不能就事論事，而是要善于從內涵和外延上把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不能只注重解決眼前已經發生的個案糾紛，還要與基層組織共同研究、認真落實帶有根本性、基礎性、源頭性、長遠性的治本措施；不僅要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訴訟利益問題，而且要著力構建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化解利益紛爭的長效機制。

  記者：如何看待和諧共建活動與法院參與社會管理的關系？

  葉兆偉：和諧共建活動是人民法院參與社會管理的有效舉措。作為專門解決糾紛的機構，法院最重要的機能不僅在于個案的解決，還在于通過糾紛的解決確立一種權威性標準，使得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可以以此作為依托。基層作為社會的主要細胞，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依托和諧共建平臺，法院能夠直接介入最基層的社會管理，一方面通過個案糾紛的預防化解來清理、消減社會機體上的個別問題，另一方面將法律價值導向直接輸送到社會最末端，為整個社會機體的健康運行打好“疫苗”，從而在司法審判領域有效實現社會管理遠期目標與近期目標、宏觀目標與微觀目標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