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知名大公司購買高檔物業，營銷顧問熱情接待，拿出各種優惠方案，讓買主樂悠悠簽下協議，自己也賺下一筆不菲的提成。誰會想到，“優惠”之中會有陷阱呢？

 

魏松是典型的“80后”，頭腦靈活，口才也不錯，盡管做營銷顧問底薪并不高，但只要業績做得好，每月的提成還是不錯的。工作了一段時間后，魏松漸漸摸出了一點“門道”。公司出于生意需要，各種房型的銷售底價都是內部掌握的，一些優惠政策也是不透明的，營銷顧問有一定的操作空間。為了能讓自己手頭更寬裕一些，魏松悄悄買了一本收據，仿造公司的印章，在小攤子上刻了1枚銷售專用章，準備“在合適的時候操作一下”。

 

機會很快來了。2005年，公司為促銷，出臺了5號樓補貼3％房屋維修基金的優惠政策，但并沒有對外公布。這天一上班，魏松就接待了3撥人。根據職業經驗，魏松把工作重點放在了購房可能性最大的李先生身上。經過一番詳細的介紹、比對，李先生有些心動，魏松適時提出可以向公司爭取維修基金優惠，李先生盤算一下：200多萬的房子，維修基金稍稍降一點，也有萬兒八千。李先生簽下確認書，交了定金，給魏松留了手機號。2天后，李先生接到了魏松的電話，魏在電話里說：“維修基金免了一半，只需要交1.5％，要現金，今天就要把合同簽了。”省了3萬多，李先生挺高興，帶上準備好的首付就來找魏松辦手續了。魏松拿出自己備下的收據和印章，收下了李先生的3萬多元現金，開了收據。隨后幾天，魏松如法炮制，很快就進帳了9萬多元。

 

“陰陽合同”是魏松琢磨出的另一條“致富捷徑”。2006年7月，公司新樓開售，手頭已有好幾套房子的戚女士再次找到魏松，告訴他自己看中了一套130多萬的房子，能不能對老客戶多優惠一些。魏松答復“最低112萬，首付要從員工賬戶走。”一個平方便宜了1000多，戚女士也覺得比較到位了，很快簽了協議，把首付款打到了魏松的賬戶上。魏松給了戚女士兩張收據，一張30萬，一張13萬，公章不太一樣。魏松解釋說：“收據是臨時的，驗房時再換正式發票。”不疑有他的戚女士也沒多想。第二年5月，新房交付，戚女士拿著收據要換發票，這時的魏松早已離開公司，新業務員告訴戚女士“13萬的收據是假的”。公司的客戶檔案找出來了，戚女士的購房協議上清清楚楚地寫著“總價998200元”，簽著戚女士的名字。戚女士趕緊解釋“是魏松寫的，他說可以減稅”，但公司的答復是“房子就是這個價”。原來，公司規定老客戶是可以享受多重優惠的，2次折扣一打，130多萬的房子像戚女士一樣的老客戶只需付99萬多。魏松簽給戚女士的是112萬，以減稅名義報給公司的卻是自己另作的一份合同，并且模仿戚女士的筆跡簽了名，賬戶里輕松地多了13萬。

 

李先生、戚女士先后向公安機關報了案，接到派出所的電話，魏松在家人的陪同下走進了派出所，口袋里的錢卻已花得差不多了。今年年初，下關法院經過審理，認定魏松構成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兩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罰金7萬元。并且責令退賠犯罪所得221886元。魏松沒有上訴。

 

魏松進監獄服刑了，但事情并沒有結束。今年3月，魏松再次當了被告，還是做售樓顧問期間的事情。周先生買的140多萬的房子辦不了產權證，告到下關法院，原因是購房協議上多了魏松的名字。魏松為周先生辦購房手續，用的還是直接經手錢款、開真假收據的手段，周先生付的首付是46萬多，魏松“截下”的是18萬。魏松又告訴周先生“房源緊張，公司要求加入公司員工的名字才好操作”，周先生以前買房也遇到過這種情況，就同意了，要魏松寫了承諾書，保證辦產權證時不會有麻煩。魏松重新做了協議，加上自己的名字，模仿周先生的筆跡簽了名，連88萬貸款協議上都是周、魏2人的名字。2009年，等周先生拿到房子、還完貸款，要辦證時，房產局不同意去掉魏松的名字，周先生找到開發公司，魏松已經辭職了，公司也解決不了，只好告到了法院。

 

案子在魏松服刑的監獄開庭，原告周先生要求確認被告魏松不是房子的購買人，但魏松卻認為自己應當有一半的產權，有了自己的加入，周先生才拿到了內部優惠價。法院認為，周先生與魏松共同簽訂商品房買賣契約，形成了共同購買的合同關系，形式上房屋產權應為2人共有。但行為時的真實意思表示是民事行為具有法律效力的首要條件，原被告雙方陳述及相關證據均證實，契約中增加魏松的名字，目的不是讓魏松成為共同購買人，而是享受優惠價格，周、魏2人共同購買房產并非簽約當時買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且魏松也沒有付過房款。近日，下關法院一審判決支持了原告周先生的訴訟請求。（文中當事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