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師生相戀后，沖破23歲的年齡懸殊障礙以及家庭的束縛走到一起。然而，這段超凡脫俗的婚姻不到二年就謝幕了，“老夫少妻”還為60000元打起了官司。元月23日，隨著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書的送達，這起案件落下帷幕，法院判決駁回原告韋桂的訴訟請求。

 

師生戀沖破塵世

 

2005年夏季，賀娟經過勤奮苦讀，從江蘇省海安縣一中學考入廣西壯族自治區某大學讀財務管理專業。由于家境不甚寬裕，賀娟入學不久即開始勤工儉學，甚至擺地攤賺錢。盡管境遇并不順利，但賀娟仍能保持好學上進，學習中遇到難題及時向老師、同學請教。如果一直能照此下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賀娟也會像多數學生那樣畢業、工作、結婚、生子，過普通人的生活。然而，遇到韋桂后，這一切發生了顛覆。

 

2007年春節過后，賀娟上大二下半學期時，大學教師韋桂擔任了賀娟的統計學老師。韋桂時年44歲，在21歲的賀娟面前如同父親，本是兩代人，按社會常情二人理應八竿子打不著。然而，韋桂渾身透著成熟男人的味道，說話幽默，講課通俗易懂，為人熱情，很受女生追捧。課間，賀娟常將自己理解困難的問題向韋桂求教，韋桂答疑解惑總是不厭其煩，為賀娟敞開了一扇知識的大門。情竇初開的賀娟很快對韋桂產生了好感，不久二人關系超越了普通師生關系，甚至變得有些曖昧。韋桂事后稱，二人于2007年4月就過了那道“紅線”，其時賀娟還只是一個大二學生。

 

其實，韋桂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妻子在同一所大學任職，與賀娟越過“紅線”后改變了一切。韋桂單方陳述，有了關系后，賀娟就要求韋桂與其結婚，還曾打電話給學院院長，有時晚上韋桂外出兼課，賀娟也跟著去，有一次韋桂在上課，賀娟直接沖進課堂，韋桂只得把賀娟拉到教室外，答應跟她結婚。2007年8月，韋桂與前妻攤牌，雙方通過協議方式離婚。2008年4月，韋桂與賀娟領取結婚證。

 

二年內花開花謝

 

俗話說，不是夫妻好夫妻。韋桂與賀娟結婚后，二人年齡差距、性格差異等逐漸暴露，美麗的光環慢慢暗淡。不久，雙方即預感到這場婚姻潛伏的危機。韋桂起訴后反復陳述，我是他老師，我不想跟她結婚，我有家庭；當時說好，我們年齡差距那么大，我們要簽協議。

 

2009年10月31日，韋桂、賀娟簽訂《婚姻協議補充條款》1份，內容為：“……自愿約定婚內財產為分別財產制。即是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經濟關系獨立，各（個）人名下財產分別屬于各（個）人所有，包括房產、存款、股票、工資以及商業活動收入等等。……”

 

2009年11月1日，賀娟向韋桂出具欠條1份。欠條的內容為：“今賀娟欠韋桂人民幣陸萬元整，賀娟保證于2010年12月31日前還清。”

 

維系婚姻的是感情，一紙協議又豈能捆住人心。二人試圖到海安辦理婚宴過程中，又遭遇了女方親屬的“冷臉”，加速了這段婚姻的破滅。

 

2010年1月6日，雙方簽訂協議1份，約定：“一、通過向昆明市某區法院提起訴訟，自愿接受以調解方式離婚。二、雙方各自名下的房產、車輛等財產及隨身物品歸各自所有。雙方放棄向對方提起任何財產請求。三、雙方確認對方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沒有嚴重的精神病，能夠正常行為和自行處分財產。雙方對該協議書的字詞含義非常清楚，并愿意完全履行本協議書，不存在受到脅迫、欺詐、誤解等情形。協議內容如有隱瞞、欺騙，由責任方承擔不利后果。……”

 

2010年1月21日，雙方經昆明市某區人民法院調解離婚。調解書約定：“……共同財產雙方自行協商處理……”

 

一段常人看來“轟轟烈烈”婚姻，運轉1年8個月后，嘎然擱淺。

 

情逝去對薄公堂

 

當人們認為故事的主人翁會尋找新的人生坐標，平靜地向不同方向前行時，二人卻打起了官司。

 

2013年，韋桂不遠千里來到海安，并持前述2009年11月1日的“欠條”，向海安縣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賀娟歸還欠款60000元，并支付自起訴之日起至實際還款之日止、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

 

審理中，雙方當事人對“欠款”是否實際形成說法不一。韋桂聲稱，我為與賀娟結婚，失去了工作和原有的家庭。雙方結婚時，賀娟沒有工作，都是我在支持，我每個月給零用錢賀娟。2009年7月到10月間，到賀娟家生活期間，我帶來9萬多元現金。錢原是放在昆明家中保險柜子里的，帶到海安后放在車里，我是開車過來的。當時因為賀娟家里要用錢，所以向我借錢，我是一次性現金給付給賀娟的，在賀娟海安家中其臥室里給的。簽補充協議和寫“欠條”時感情沒變，當時我們回來想在她家擺酒請客，但她家里態度不好。賀娟畢業后，要回海安工作，后來發現她感情變了，也不讓我住她家了，我只得去南通租房子住。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賀娟還去把我的保險柜撬開，把我的學術論文、教學資料、電腦硬盤等重要資料、帳冊以及我在其身上用錢的證據等都毀掉了，為此我還報過警。但派出所沒有出警，沒有處警記錄。賀娟另欠我20000元，那份證據在保險柜里，被賀娟毀掉了。（離婚時）我說了（欠款的事情），賀娟說她肯定還。在去法院的路上也提過（借款的事情）。在昆明某區法院沒有提及（借款的事情），當時說是我們自行處理的。

 

賀娟則辯稱，當時因為韋桂和我之間關系不是太好了，雙方年齡差距很大，韋桂怕我變心不和其在一起，所以要求我打個欠條給他。我考慮到反正雙方已經結婚了，就跟其簽訂了協議并寫了借條，但實際上我們之間并未發生借貸關系。韋桂說其2009年隨我在海安家中生活，將90000元大額現金放在車上并從中向我支付60000元不符合常情。韋桂沒有證據證明其已經向我交付了60000元。同時，我們在離婚時，韋桂也未提及該借款，且協議放棄了其他的財產請求。綜上，請求法院判決駁回韋桂的訴訟請求。

 

持“欠條”未贏官司

 

海安法院審理后認為，法律并不排斥夫妻之間的相互借貸行為，但在支持一方主張夫妻之間的借貸權利時，基于夫妻財產共同共有制原則以及防范道德風險的考慮，對于夫妻之間的借貸行為有著一定的限制條件，除非滿足一定的條件，否則難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夫妻間的借貸資金，可能是夫或妻一方的個人財產，也可能是夫妻存續期間的收入。對于利用夫或妻一方的個人自有資金出借的，只要有證據證明，依法應當準許。對于以夫妻存續期間的收入出借的，滿足人民法院支持權利人要求，必須同時具備如下個條件：一是夫妻之間有著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財產歸各自所有的書面約定，以排除夫妻財產共同共有原則的適用。二是權利人主張的出借款項確有證據證明已經交付。因為我國《合同法》規定，個人之間的借貸合同系實踐性合同，即以借款實際支付為合同生效要件。

 

本案中，從韋桂的舉證來看，其僅提供了賀娟書寫的欠條，該欠條用詞簡單難以判定雙方當事人系何種法律關系。按照韋桂的陳述，雙方之間系借貸關系。基于個人間借款系實踐性合同，韋桂所稱訟爭款項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其又未充分證明款項存在合理來源，本著有效防范道德風險的目的，法官釋明中要求韋桂對該欠條證據進行補強，但韋桂并未提供補強證據，故該欠條的證據效力難以單獨認定。

 

雙方當事人基于師生戀發展成為夫妻關系，在維系夫妻關系不長時間后又離婚。撇開雙方之間關系的道德評價不談，按照當事人自己的陳述，雙方之間在不長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自始至終處在相互不信任與矛盾之中。即使在離婚之后，雙方之間的糾葛仍未了結。在此情況下，韋桂仍向賀娟出借大額現金理應慎之又慎。借款后不久，雙方之間的關系發展到要分道揚鑣的地步，在走上法庭解決離婚糾紛之前，二人仍協議約定“雙方各自名下的房產、車輛等財產及隨身物品歸各自所有。雙方放棄向對方提起任何財產請求”，該約定具體、明確、沒有歧義。退一步說，即便韋桂確實向賀娟交付了訟爭的借款，在韋桂認為系賀娟主動提出要求離婚的前提下，韋桂仍然作出上述承諾，只能理解為其對權利的放棄。

 

綜上，訟爭的借款發生于雙方當事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盡管存在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的明確書面約定，但在韋桂不能證明其已經完成訟爭款項的交付，其請求礙難支持。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規定，作出前述判決。

 

一審宣判后，韋桂不服，提起上訴。

 

南通中院審理后認為，韋桂未能就借貸合意、款項交付等要件完成舉證責任，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認定韋桂與賀娟之間存在真實有效的借貸關系，其上訴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之規定，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點評：本案主要涉及夫妻間的民間借貸成立有效的條件問題。

 

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企業或其他組織之間，出借人出借款項，借款人到期返還借款并按約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10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借貸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有效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借貸雙方須形成借貸合意；二是必須實際交付相應款項，而實際交付的前提是貸款人至少能證明款項有合理來源。當事人基于借貸關系主張返還借款的，應當對借貸合意、款項交付等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本案中，一是借貸合意難以認定。韋桂主張欠條即代表借款的發生，賀娟則提出是韋桂為防止其變心而要求出具欠條作為保證，雙方均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韋桂先陳述賀娟借錢系因家里急需用錢，后主張借款是為舉辦婚宴所需，其陳述前后矛盾，違反誠實信用所要求的禁反言規則，其相關借款合意主張難以支持。二是韋桂所述款項來源不合情理。韋桂稱所付涉案款項在昆明時放在家中保險柜內，到海安后放在其車上，放在車內而非存入銀行卡妥為保管，不符合其平時謹慎保管現金的習慣，且該保管方式與韋桂的年齡、身份、職業思維不符，故而韋桂未能證明或說明款項合理來源。三是推定實際支付欠缺依據。韋桂與賀娟年齡差異懸殊，二人由師生關系發展成為夫妻關系，雙方在戀愛、結婚以后并未約定分別財產制，在婚姻感情出現危機且已分居之時，于2009年10月31日和2009年11月1日先后商定AA制、形成6萬元的欠條，但不久之后在昆明某區法院調解離婚過程中，卻未對6萬元欠條作出處理，明顯有悖常情。若雙方確實存在6萬元的借貸關系，按照日常生活經驗，結合雙方當事人的年齡、學歷程度，理應在離婚之時一并作出處理。基于違背常情，韋桂又未能補強舉證，因而實際支付條件亦難成立。據此，本案夫妻間的借貸關系難以認定成立有效。

 

退一步而言，即便借貸關系成立有效，韋桂同樣不能主張訟爭權利。雙方在離婚之時明確約定“雙方放棄向對方提起任何財產請求，雙方確認對方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沒有嚴重的精神病，能夠正常行為和自行處分財產。雙方對協議書的字詞含義非常清楚，并愿意完全履行，不存在受到脅迫、欺詐、誤解等情形”。因該離婚協議系雙方自愿簽訂，結合雙方當事人的身份、學歷等因素，可以認定雙方完全能夠理解欠條的真實意義及法律后果，韋桂在放棄實體權利后再行反悔主張權益，缺乏法律和事實依據。

 

綜上，考慮到雙方當事人的特殊身份、欠條形成的敏感時期，結合雙方離婚協議中特別約定，僅憑欠條尚不能認定雙方之間仍然存在真實、合法、有效的借貸關系，法院判決駁回韋桂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