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看了著名作家張揚的冤案資料，作為一個司法界的同行，對該案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張揚案的主審法官，由衷地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張揚因寫了被人們以手抄本廣為流傳的《第二次握手》，于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下獄，曾被內定為死刑。 1976年，案子到湖南省高級法院“走過場”，成擔成摞的“張揚案” 卷宗到了審判員李海初的手中。他先認真地研讀了起訴書，對指控張揚“為反革命復辟制造輿論。這本黑書從頭到尾貫串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極力鼓吹‘叛徒哲學’、‘天才論’，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反對文化大革”等內容，感到牽強抽象，不僅充滿無限上綱的政治詞匯，而且居然沒有任何法律條文為依據。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主要罪證上：隨卷移交的多部不同“版本”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經過精讀，他不由自主地被小說充滿人性之美的動人情節所震憾和感染，憑借自己的閱歷和學識，他深深地為才華橫溢的被告人抱屈不平：這分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 哪里‘反黨’？哪里‘反動’？ 明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出于惻隱之心，他不忍奉命量刑，置張揚于死地而不顧。他頂住催命符般的政治高壓，將這個案子壓了下來，遲遲不審，一拖就是兩年多，并多次為張揚據理力爭，直至張揚被平反釋放。

這位被張揚譽為“當代況鐘”的老法官，在回憶這一段并不亞于《十五貫》劇情的往事時，講述了作為一個司法者的心路歷程： 五十年代初，我從部隊轉業，參加上海市法院的籌建，曾經學習過一系列關于“人民法院”的基礎知識。當時從《蘇聯刑法》中躉來的法學理論，居然認定“一切犯罪行為，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好像在資產階級產生以前，人類根本就沒有犯罪行為似的。法院首先要為無產階級服務，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因此，法院判案，也是“有理無理，先看階級”。同樣的罪行，如果案犯是敵對階級，審判員要對其無比仇恨，必須加以重判。特別是用“組織”的名義送來的“罪犯”，領導人都是“正確”的化身，審判員的任務，似乎僅僅在怎樣量刑，也就是“不審而判”或“先判后審”，把“審”的過程變成把罪行強加給被告的過程。

李海初深感不安：如果按照這樣荒謬的法理，而把這部書的作者判處死刑，那么，在晚年回首生平的時候，自己的良心一定會受到譴責的！最終，他作出了問心無愧的抉擇。

在當時那種特定政治環境下面，身為一名承辦法官，雖然無法“力挽狂瀾”，卻勇于以一個“拖”字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將張揚從斷頭臺下救回，最終迎來了洗冤昭雪的曙光！如果問是什么力量支撐他頂住政治高壓，作出足慰平生之舉，那么肯定有這樣一個答案：那就是一個普通司法者未曾泯滅的良知！

如果說司法者以良知守護法律的公正，不顧個榮辱是難能可貴，那么不計生命安危則更是令人敬佩。無獨有偶，在貪吏遍地、草菅人命的民國司法界，就曾出現過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女青天”夏玉芳。1943年3月，她奉派為貴州遵義地院首席檢察官，接辦了這樣一個案子：遵義惡霸、保長袁德昌為了一個姘頭，與一軍人爭風吃醋，袁設計害死軍人及其兄。受害人家屬控告，掌控司法大權的縣長貪贓枉法，對袁未予查辦。后受害人家屬再度向遵義法院控告，袁因罪證確鑿，被判死刑，袁不服，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適逢抗戰局勢生變，貴陽、遵義法院遷院，袁乘機以提供山區住房為法院避難之所為條件，要求釋放出獄，同時對貴州高院分院、地院大肆行賄，終于得逞。分院首席檢察官胡長澤等人還為袁設宴餞行、出警護送。受害人家屬向夏玉芳哭訴，夏數次派員查辦，均因受到行賄、受賄者的干擾和威脅，無功而返。當時戰亂頻仍、局勢動蕩，此案無人肯辦，上峰也未催促。但夏玉芳認為人命關天，遂親自查辦，她不為金錢與權勢所動，以“賄縱案”將兇手及貪瀆官員提起公訴，在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引起軒然大波。胡長澤狗急跳墻，雇兇設伏，槍擊報復，夏玉芳身中兩彈，險些殉職。她在重傷住院期間，給自己的老師、時任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著名法學家）寫信明志：“吾師提出要收回治外法權，必先搞好法治，玉芳遵師教導，正為此而努力……使正義之花，開遍中國。”在最高法院的直接過問下，涉案人犯均受到依法制裁。而夏玉芳公正廉明、以身護法的壯舉，受到了民國社會各界的廣泛贊揚與聲援。

中國歷史上，斷獄平冤、懲惡揚善的包拯、海瑞、況鐘等青天式的人物，都是司法界的鐵骨脊梁。他們秉公執法的勇氣除了來自國法，還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來自司法良知。李海初悲天憫人的胸懷、夏玉芳死而無悔的志向，其實也都是出于一名司法者質樸無華、崇公尚法的良知。須知，人類的良知原本就是法律的根基，公平與正義莫不來源于此。它如同一盞照亮靈魂的指路明燈，讓司法者心如明鏡，公而忘私，不懼兇險，勇敢前行。以除惡務凈的雷霆手段、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除暴安良，濟世救民。但愿我們今世的司法者們，能夠從這兩件舊案中，得到應有的感悟與啟迪吧！法本無情，良知有情，情法相融，方顯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