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班車上，一位鄰我而坐剛進入法院不久的年輕法官接到一個電話，從通話中能夠聽出是有人在打聽案件情況，而這位年輕法官以案件還沒有審理，無法表態委婉的回絕了他想要詢問的問題。掛掉電話之后，這位法官自言自語地說：“哎，這個案件才剛接到手，一天就有‘八個’電話打聽情況，真是煩死了”。

是的，我也有同感，很理解這位年輕的法官。我從事審判工作二十多年了，象這種事也經常碰到。每當接到案件時，雙方當事人馬上就會打聽案件的主審法官是誰？庭長是誰？然后對法官、庭長的家庭、社會關系進行一番調查，接踵而來的便是各種各樣的說情風。更有甚者還采取跟蹤的方式，查找家里的住址等等。

記得是1998年的一天，中午下班，我騎著自行車帶著兒子去我媽媽家吃飯，剛到樓下，回頭時發現一位我承辦的案件當事人郭某正在我身后，我驚訝的問：“你干什么的？”，他慌忙地說：“我找人的，你住這里？”我說：“到朋友家吃飯”。然后，他就走了。到了晚上，我媽媽打電話說有人到她家找我，還買了東西。我讓來者接電話，原來是中午跟蹤我的那位當事人郭某的女兒，我跟媽媽說：“不要告訴她我住哪兒，讓她把帶來的東西拿回去”。幾天后，當郭某見到我時很不好意思。我便告誡他千萬不要這么做。

記得還有一次，大概是1996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一合伙糾紛案件當事人王某，年齡60多歲，不知怎么查找到我家的住址，通過貓眼，我認出他，我給他說，“在家里我不能接待你，請你回去吧”，但他仍然堅持要進屋跟我說幾句話，看到他氣喘的樣子，考慮他年長，我只好用商量的口氣再三給他說：“你回去吧，明天到辦公室再說，吭”。后來他無奈的走了。我年僅5歲的兒子問我：“媽媽，他是小孩嗎？”我說：“不是”，兒子又問：“那你怎么吭吭的”，（他認為是哄小孩似的語氣），我笑著對兒子說：“長大你就明白了”。

對于直面當事人的這些行為，我認為是件容易的事，最難的就是面對親朋好友的“煩”，有的時候弄得自己很狼狽。記得，冬季的一個晚上七點左右，我接到同學的一個電話，說馬上到我家來。我明知她是為一個案件而來，連忙說：“你不要來，我現在有要緊事正準備出門呢”。她說：“我在路上，馬上到。”我說：“你不要來，我真的有急事。”放下電話，我讓兒子抓緊穿上外套，騎自行車帶他到超市轉了近兩個小時才回家，心想又躲過了一次“煩心事”。哪知道，當我剛進入樓梯口時就聽到同學和另一人的說話聲，看起來是躲不過去了，心思在樓下說一說就算了，可她硬是要到家里面說。這時，我隱約看到和她同來的人提著東西，我便推脫說“我還抱著睡覺的孩子，這么晚了明天到辦公室再說吧”，可這位同學卻饒著彎子說我一通不盡人情的話。我也只能苦笑地說：“告訴過你，我要出門的”，經過一番說勸，她們總算離開了，我便長出一口氣，氣喘吁吁回到屋里。

經常面對這些“煩心事”，不知得罪過多少人。在這，我要把心里話說出來，并非我們不盡人情，而是因為法官這一特殊的職業，不允許我們將“私情”融入到審判中來，否則“天平”就要失衡，法院的聲譽和法官的形象就要受到嚴重的影響。希望當事人和說情者理解法官吧，不要再給法官增添“煩心事”了，也希望我的同事們面對這些“煩心事”，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司法理念，守住“思想防線”，排除來自各方面的“煩心事”，靜下心來，辦好案件，嚴格維護司法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