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張某與郭某達成口頭協(xié)議進行農產品交易，郭某一直依約付款。9月的一天，張某一次性為郭某送去6.5噸大蒜，郭某當時未付款，截至2011年3月1日，郭某共欠張某12.6萬元大蒜款。同日，郭某給張某出具了一份12.6萬元的欠條。后經張某催要，郭某分數(shù)次支付張某5萬元，余款一直未付。在此期間，張某欠案外人甲7萬元并給甲出據(jù)了欠條，甲因欠郭某貨款未付，遂將張某給甲出據(jù)的欠條給了郭某。之后，張某將郭某起訴至法院，要求郭某還款。郭某則要求以甲轉讓給其的7萬元債權抵銷部分貨款，但關于7萬元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原告張某，無相關證據(jù)證明。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二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債權的轉讓方與受讓方只要達成轉讓債權協(xié)議，且通知了債務人，即對債務人發(fā)生效力；訴訟中提出也應視為是一種通知。對該筆債務應予抵銷；

 

第二種意見認為，關于7萬元債權轉讓應由債權人甲通知債務人張某，方可行使抵銷權。被告無證據(jù)證明甲已經通知了原告，其抵銷主張不予支持。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債權轉讓，又稱債權讓與或合同權利的轉讓，是指債權人通過協(xié)議將其享有的債權或合同權利全部或部分轉讓給第三人享有的行為。我國《合同法》第80條第1款規(guī)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fā)生效力。從這一規(guī)定可以看出，《合同法》對債權轉讓的生效要件采用通知主義原則，即債權人轉讓其權利雖不必征得債務人同意，但債權人必須將債權轉讓的事實通知債務人，使債務人及時了解。因此，通知與否決定著債權轉讓的效力，且該通知義務只能由債權人履行才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針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出的《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6條：“在案件審理中，債務人以原債權銀行轉讓債權未履行通知義務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原債權銀行傳喚到庭調查債權轉讓的事實，并責令原債權銀行告知債務人債權轉讓的事實。”由此可看出，法院責令履行通知的主體是原債權銀行，也即債權轉讓中的債權人。那么即使是當庭通知的，其主體仍應是債權人而非受讓人。

 

從債權轉讓通知的效力及合同相對性原則看。債權轉讓具有兩方面的效力：一是對內效力，即債權轉讓人與受讓人之間轉讓合同的效力。二是債權轉讓對債務人或第三人產生的效力。在通知未到達債務人前，其債權轉讓協(xié)議僅在債權轉讓人與受讓人之間發(fā)生效力，對債務人不發(fā)生效力。既然對債務人不生效力，則不能由債務人向受讓人作出通知，也不能由受讓人向債務人作出通知。根據(jù)合同的相對性原則，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請求，不能向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主張。而此時債務人尚未加入到債權轉讓關系中，受讓人與債務人之間并沒有發(fā)生合同關系，債務人不是合同的一方當事人，那么受讓人就沒有資格向債務人作出通知。而在正式通知以前，合同關系仍只存在于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而債務人與受讓人沒有發(fā)生合同義務，所以應當只能由債權人履行通知義務。

 

如果可以由受讓人通知，那么可能出現(xiàn)以下情況：在債權人沒有作出通知的情況下，受讓人向債務人作出通知，要求債務人向其履行，債務人作出履行后，債權人否認轉讓關系的存在，要求債務人繼續(xù)履行，這樣極易發(fā)生糾紛。抑或根本不存在債權轉讓關系，第三人制造虛假的債權轉讓憑證并通知債務人履行，債務人履行后，債權人持原債權憑證主張債權，這樣債務人便有可能陷入連環(huán)的訴訟中。債權的讓與是基于讓與人的意思而發(fā)生的轉讓，也只有真實的意思表示通知到債務人才能發(fā)生債權轉讓的效力。

 

綜上，無論是從法條規(guī)定看，還是從有利于實踐操作及避免糾紛看，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的主體只能是債權人，而本案中被告郭某主張抵銷債款，因無相關證據(jù)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