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虞某某為了騙取貸款，采取提供虛假收入證明、借款憑證、營業執照的方式，先后在泗洪縣農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宿遷分行、泗洪縣農村合作銀行騙取購房貸款、購車貸款、信用貸款，共計人民幣84.2萬元。案發后，被告人虞某某已歸還其在泗洪縣農村合作銀行取得的貸款本息，且房貸、車貸均每月按時分期還款。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虞某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虞某某以非法占用為目的，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詐騙銀行的貸款，數額特別巨大，應構成貸款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虞某某因不具備貸款條件而采取欺騙手段獲取了貸款，案發后，虞某某及時歸還了信用貸款本息，且每月按時歸還房貸、車貸，并在貸款時將房產、車輛抵押給銀行，沒有給銀行造成實際損失，虞某某的行為應不構成犯罪，只是普通的違法行為。

 

第三種意見認為，虞某某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后，雖然沒有給銀行造成損失，但案發時已經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應構成騙取貸款罪。

 

第一種觀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貸款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假手段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行為。本案中，被告人虞某某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獲得貸款后，虞某某每月分期歸還貸款，且在案發后虞某某已經歸還泗洪農村合作銀行發放的信用貸款本息，很明顯不具有占有目的。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查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會談紀要》中明確指出，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梢?，虞某某的行為不能夠成貸款詐騙罪。

第二種觀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根據罪行法定原則，法律明確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騙取貸款罪。即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明確規定，“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該罪設立的目即是司法實踐中對貸款詐騙罪難以證明“非法占有”目的之缺陷的補救性立法。本案中虞某某其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銀行貸款，虞某某的行為雖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但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嚴重損害了金融管理秩序，符合貸款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應受刑法處罰。

 

筆者贊成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騙取貸款罪實質是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且情節嚴重的行為，在客觀方面必須具備兩個要素：一是實行行為是以欺騙手段騙取貸款；二是必須具有已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嚴重情節”，包括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這一結果要件，或者與之相當的“其他嚴重情節”。我國刑法 “二元化” 的規制模式，將騙取貸款罪的最低入罪標準限定為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即只要犯罪行為導致了貸款風險、危及了貸款安全，不論是否實際造成重大損失，均以具有“其他嚴重情節”而認定為騙取貸款罪。本案中，被告人虞某某提供虛假收入證明、借款憑證、營業執照，騙取了銀行的信任，成功獲得了貸款，其實行了欺騙行為具備了客觀要件的第一要素。虞某某的行為雖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但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即其多次采取欺騙手段，在三個銀行騙取了貸款，嚴重損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如果不受刑法處罰，將使得社會多數人效仿，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造成貸款風險，嚴重危及貸款安全，符合客觀方面第二要素。主觀上，虞某某貸款所得用于買房、買車、經商，并已經償還部分貸款，沒有證據證明其主觀不愿意還，在主觀上仍然表現為騙而欲還，區別于貸款詐騙罪中的騙而不還。綜上，虞某某的行為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