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稱謂。隨著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新生代農民工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其在為城市的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該群體的犯罪問題亦日益突出，深入分析其犯罪的特征、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控對策，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征

1、犯罪形式團體化，共同犯罪比例高。新生代農民工為了提高生存和自我保護能力，往往以親緣、地緣為紐帶，拉幫結派，結合成固定的團體，犯罪從眾心理較強，群體性共同犯罪高發。

2、犯罪手段智能化，預防控制難度大。新生代農民工對新鮮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增強，實施犯罪時使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手段和方法越來越現代化，對其防控難度增大。

3、犯罪類型多樣化，侵財性犯罪突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類型呈現多樣化，包括侵財性、暴力性與性侵犯罪等，其中以侵財性犯罪為主要類型。

4、犯罪主體低齡化，自制能力存缺陷。實施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年齡不超過25周歲，未成年人亦占有一定比例，犯罪低齡化趨勢明顯。他們涉世未深，情緒不穩定，做事易沖動，自制能力差，往往由于一時沖動而走向犯罪深淵。

二、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原因分析

1、 社會歧視和貧富懸殊導致心理失衡。我國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以此為依托的社會福利、教育制度等，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無法享受與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加之當前社會各階層貧富懸殊，許多富人習以為常的消費在新生代農民工看來卻無法企及。城市“邊緣人”的尷尬處境與使其心理失衡，容易萌生用極端行為來對抗這種不公的想法。

2、 文化素養和職業技能低導致承受力弱。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層次多停留在義務教育水平，加之專業技能欠缺，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勞動時間長、強度大、收入低，加之職業偏見與歧視普遍存在，使得他們無論是經濟承受力還是心理承受力都較為薄弱，容易感到絕望、厭倦。

3、 家庭教育和情感交流缺位導致偏執反叛。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氛圍有利于人的健康人格和良好習慣的形成。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在小時候有過留守兒童的經歷，忙于生計的父母對其心理、生活的關愛和行為的監督同時缺位，家庭教育的缺位使他們存在一定的情感障礙。成年后到城市打工，與家庭的聯系少，對家庭的依戀逐步弱化，而因而他們在內心有矛盾和糾結時也不會選擇向家庭成員訴說，缺少排解和發泄的途徑，致使做事易偏執，極大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

4、 社會保障缺失和維權意識淡薄導致仇視不滿。現行制度和政策的滯后，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里很難享受到與城市人相同的保障和福利，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工傷得不到賠償，失業得不到救濟，微薄的薪酬還常被拖欠，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得到的外力救濟有限，致使他們對社會容易產生不滿甚至仇恨。由于他們法律知識欠缺，維權意識淡漠，當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采用自力救濟手段討回“公道”，極易引發聚眾打群架、傷害他人等犯罪行為。

三、防控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對策建議

1、 以社會公正為基礎，破除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礙。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因此而引發的具有城鄉差異的其他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導致了社會的不公，傷害了新生代農民工樸素的情懷，加劇了城鄉矛盾，是他們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礙，也成為他們犯罪的制度原因。因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及與之相關聯的制度，以相對寬松的準入制度、公正平等的國民待遇，為他們融入城市提供可能。

2、 以強化管理為重點，減少或避免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發生。相關職能部門應進一步強化管理，聯合執法，多管齊下，實現綜合治理，提高動態環境下治安控制能力。可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地區加強管理，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從業狀態、家庭狀況、違法犯罪前科等情況進行登記，依托社區和協管力量，抓好社會閑散人員、有輕微違法行為人員的管教工作，防止治安問題的發生；同時借助同鄉會、企業工會等組織，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解決鄉親、鄰里、同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消除不安定因素。

3、以教育引導為抓手，不斷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與技能。可以根據城市用工實際、專業工種、求職者自身素質及其就業愿望等具體情況，開展多形式、多層次的職業培訓工作，以強化其城市生存能力，從而保證基本物質需求。同時也要從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精神需求出發，通過開展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輔導以及多樣化的文娛活動等，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和法律意識及消除心理誤區和浮躁、消沉、壓抑等不良情緒的能力。

4、以挽救教育為方針，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助其迷途知返。認真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深層次原因，本著挽救、教育的方針，正確貫徹輕刑化司法原則，落實好社區矯正工作，幫助他們正確認識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端正他們因一時犯罪而產生的失落、悲觀、逆反等不良心態，鼓勵他們積極接受改造，早日融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