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承運人不僅具有強制締約的義務，同時也負有保障乘客安全的法定義務。在個別消費者權利與其他乘客的生命財產權利之間發生沖突時，公交車承運人有拒載乘客的權利。然而近年來，拒載權利被異化，公交車拒載乘客并不罕見，由此引發的訴訟糾紛數量也呈上升趨勢。本文以一則公交車拒載孕婦致胎兒流產案件為例，著重分析探討公交車承運人拒載乘客涉及的價值沖突，并就規制拒載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典型案例

2012年10月23日下午2點左右，家住郊區且懷孕近8個月的王某突感腹部疼痛不止，在撥打"120"（醫院距住處約17公里）后強忍疼痛走到樓下站臺，看能否搭上進城的公交車。3分鐘后，王某向恰逢過來的102路公交車（30分鐘一班 ）招手示意乘車，司機李某停車見狀后拒載而去。后因送醫不及時，胎兒流產，王某起訴要求李某及公交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審理法院認為，公共交通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區中心醫院位于102路公交車線路上，王某的行為系合理的客運要求，并不會給公交車運營帶來額外負擔。李某的拒載行為故意破壞締約關系，違背誠信原則，致王某治療延誤，與胎兒流產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且該情景下的王某無力采取其他補救措施，李某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公交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二、法理分析

公共交通運輸更多地應當體現對人民的福祉，對社會的奉獻。公交車承運人負有強制締約義務。在合同訂立過程中，要約人對受要約人形成了特殊的信任，合同雙方已經由普通聯系關系轉為特殊聯系關系。在合同雙方產生了協力、照顧、保護等附隨義務，又稱“先合同義務”。據此，對強制締約義務的違反也即對先合同義務的違反，最終導致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

公交車應當按照固定路線的設定停車卸載搭載乘客。本案中，李某在抗辯理由中稱系出于趕交換班時間的考慮而沒有承載王某，這是與法律規定的強制締約義務相違背的。公交車應當由乘客選擇是否搭乘，王某可以不上車即收回自己的要約，但公交公司及李某則不能不予以承諾。

三、價值沖突

根據《合同法》第289條之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援此可對責任進行一定比例的分配，但在司法實踐中，更多的還是需要法院的價值權衡與取舍。下面將對本案所涉及的價值沖突進行列舉并作簡要分析。

（一）消費者的弱勢與承運人的強勢

弱勢與弱勢群體不是同一個概念，是相對于更強者而言處于相對弱小的乙方。本案中，就即時處境而言，懷孕八月、身患疼痛的王某處于弱勢一方。李某利用其強勢地位侵害弱者的權利，致王某喪失了及時就醫的可能和機會，司法保護理應傾向于弱者一方。從法律的權利義務規定考慮問題，從有利于社會和行業發展的角度分析問題，有原則的"抑強扶弱"是理智可行的權衡。

（二）歧視與選擇自由

本案中，主流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是對王某的歧視。所謂歧視，系就缺陷、缺點、處境等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在行為時對被歧視方進行丑化、中傷、隔離、排斥甚至傷害。李某因為王某挺著“肚子”、嘴里“叫疼”、臉色異于常人等而拒載，表面上看是怕“惹麻煩上身”，從深層次講是對王某的境遇歧視。

另一種觀點認為，公交承運人應當享有一定程度的選擇權，可以有針對性地選擇乘客的類型，是其維持自主經營的基礎和保障。但筆者認為，此種觀點不能擴張解釋，必須在威脅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時候，承運人才有選擇乘客的權利。王某即使上車，也不會給其他乘客的安全帶來威脅和挑戰，李某拒載的做法是承運人自主選擇權的無理擴張，與人權理念格格不入。

（三）強制締約義務與監管不力、道德沉淪

強制締約保障的是公民的締約自由。李某的拒載行為反映了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管缺失、監管乏力，反映了最基本的人性救助思想道德觀的淪喪和缺失。強制締約在現代社會中是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公正、促進社會福利的手段，是保障基本道德的工具。王某并不會對公交車的運行安全帶來威脅，也不會帶來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李某的拒載行為不僅違背了法定義務，也與基本道德觀念相悖。

四、規制舉措

鑒于本案中李某對王某實施拒載時，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抓緊相關立法和行業規范的制定工作已成當務之急，有關行政主觀部門亦應在行業監督上更加有力。此外，以下三方面也系靠實舉措。

（一）加強典型選樹

就強制締約義務、基本道德規范及公交行業規范，在公交交通行業中做實宣傳、擴大宣傳。選出一批幫扶乘客的公交司機典型，給予一定物質和精神上的獎勵，在整個行業中加以推廣，傳遞社會正能量。

（二）健全權利救濟

在平等出行權受到侵害時，公民有權依照《民事訴訟法》和《侵權責任法》、《合同法》等法律起訴要求賠償因拒載帶來的合理損失，但耗時較長。因此，可在政府內部設立專門的投訴監管部門，著力解決向公交公司投訴“無人管”的問題，從快、從嚴地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三）加大懲處力度

即使是無理的拒載行為，公交公司對駕駛員的懲處力度也較低，起不到“懲處一個、教育一片”的社會效果。因此，在賠償民事責任的基礎上，加大懲處力度是必要的，如增加懲罰數額、扣減駕駛證積分等，嚴重者予以辭退，以起警示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