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數千年來，儒家文化一直處于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中庸精神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儒家學者追求的至高境界和處事哲學，而且是歷代統治者的理想治國之道。

 

中庸之道在一段時期被人誤解為走中間路線的折中主義，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消極保守、明哲保身、左右逢源，其實中庸思想的精華在于“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致中和”等等，就是均衡穩定、溫和包容、和諧適度、恰到好處。處理好人際關系、人和環境以及萬事萬物之間的一切問題，都要求在事務的極端之間找出符合當時當地條件的優化實施方案，庶幾達到最佳調諧狀態。中庸就是中國人追求人生、社會、自然最佳狀態的最優方法，是處理一切問題的共性優化決策方法論。堅持中庸之道，就是要把握好事務發展的規律性（道），既反對“過（左）”，又反對“不及（右）”，是對立統一，是實事求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庸之道中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毛澤東思想的矛盾論的精髓，也符合剛剛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因此，對指導司法工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中庸與法律價值

 

司法的功能是定紛止爭，爭是和的反義詞，達到了和也就解決了爭。因此，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作為一種解決問題手段的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與法律追求的正義價值相似。中庸的“中”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在一個特定的空間里，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中間那一點，只有居于中間一點，視野才能照到整個空間。正義的“正”字指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所以說中庸的“中”與正義的“正”是異曲同工。中庸也即“用中”，可以理解為心中時刻裝著一把標尺、一個天平，時刻去衡量和尋找符合中的位置。正義本原含義就是天下最好的狀態。從這個角度講，正義又接近于“和”，中庸是達到和的手段，也是達到正義的手段。

 

立法的中庸之道

 

立法是一項“分配正義”的事物，其直接指向各個社會主體手中的權利和義務。真正意義上的立法公正其實就是立法中庸，當需要動用國家權力影響個體的權利義務時，必須注意尋求各種不同利益的平衡點。立法目標上既要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與整體利益，又應當充分考慮民主的利益；在立法操作過程中既要遵從最高權力機關的意志，又要充分體現對民意的尊重和吸納。

 

宏觀層面的立法要求中庸，法律實施一段時期后，從中觀或微觀層面對法律進行修訂體現了中庸之道?；仡欀腥A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每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哪一方面的社會問題比較明顯，統治階級便會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約束和規范。當階段性的“治亂世用重典”的“打擊”目的初步實現時，必須及時分析研究社會發展最新動態，適時修訂法律，在打擊犯罪和保障權利之間尋求平衡，更多地發揮法律的預防、規范和教育功能，防止矯枉過正。

 

司法政策的中庸之道

 

司法政策是一個國家和司法機關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具體的、積極的司法策略和措施。司法政策歷來就有能動司法主義和司法保守主義之爭。其實，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領域，司法政策有不同的側重，很難說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人民法院的司法既要發揮能動作用，又要恪守司法的被動性，堅持中立和公正，按照司法的規律性辦事。

 

如何把握好能動和被動的尺度，就是堅持中庸之道。執其兩端，科學準確的把握好兩端的界限（底線），而用“中”。堅持能動司法，就是發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為大局服務，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但也要防止躁動式的能動司法，防止能動司法變成盲動司法的遮羞布。堅持司法的被動性，是指司法權行使過程中，只能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中立進行裁判，這樣可以防止審判權的專橫擅斷，防止法官先入為主提前介入，有利于雙方當事人平等行使訴訟權利。但保守被動的司法活動，也要防止成為“呆板”和“機械”的代名詞。訴訟是一種消耗人力、物力、財力和心力的活動，法院人性化地開展訴訟引導、風險告知、司法便民利民減輕訴累等手段，必能提高司法效率。努力做到剛性司法與柔性司法的調和，讓當事人和社會既能服從法律的威懾，感受司法的公正，又能感受到司法的溫情。

 

“庸”即不易，是常的意思，這正是司法所具有的穩定、連續的特性。一個國家的政策，如果非左即右，則國不堪其亂，民不堪其苦。司法政策也概莫能外。我國剛解放至改革開放初期，在“調解為主”的方針指導下，實行“詢問、調查、勸說、調解”四步曲，調解不成后再開庭，主審法官在庭審前已先入為主，因片面追求調解率，結果使民事調解工作出現了“暗箱操作”、久調不決、強迫調解、欺騙調解等弊端，辦案效率低，導致了社會對司法審判信任危機。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于維護司法公正形象的良好愿望，全國法院系統又開始突出強調裁決，許多法院推行“一步到庭、當庭宣判”的所謂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的庭審方式，結果一些地方重判輕調的問題突出。這種審判方式使得我們的法官形象離幾千年文化傳承烙在普通民眾心中的理想的清官形象越來越遠：中國人心中的清廉法官會窮盡一切手段去探求事實真相，而現在卻坦然于法律事實的直接認定。這種生搬硬套西方法律思想幾乎完全把訴訟風險推給當事人的司法取向，使得中國的人民法院漸漸游離出核心政治圈，在這種司法取向下只能培養出脫離民眾、脫離現實的既不能讓黨放心也不能使群眾滿意而自己又感到委屈的人民法官。近幾年來，經過進一步的思想解放，現在我國的司法政策強調“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就是運用了中庸的思維而制定出的比較成熟的司法政策。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司法政策應該堅持依法履行職責與服務大局的協調統一，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協調統一，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的協調統一，懲治與教育的協調統一，加強審判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協調統一，裁判與調解的協調統一等等。一言以蔽之，立足中國國情，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堅持中庸，不走極端，把握好度，以最大的耐心、最優化的方式方法創造最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