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這句話不僅僅是證券交易的標語，同時也是居民投資時應當注意的地方。生活中，部分股民自知自己炒股水平不高，又希望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就采取了將資金委托他人的方式進行炒股，但是股市有賺也有賠，如果委托他人炒股虧損了，損失由誰來承擔？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29日，原告陶某（甲方）與被告朱某（乙方）簽訂《委托理財協議書》，約定理財資金200萬元，委托理財期限為5年，自2017年8月29日至2022年8月29日止，到期后若雙方無異議，協議自動延續1年。陶某將自己的證券賬戶及密碼交于朱某，委托朱某操作該證券賬戶，若理財投資產生收益則原告陶某按照收益的20%支付給被告朱某作為酬金，若沒有收益或者虧損（即負收益）則不付酬金，虧損及交易費用由甲方即陶某承擔，若虧損到30%時則陶某有權單方終止協議。

2017年9月12日，原告陶某（甲方）與被告朱某（乙方）再次簽訂《委托理財協議書》，約定理財資金100萬元，委托理財期限為5年，自2017年9月12日至2022年9月12日止，到期后若雙方無異議，協議自動延續1年，其余條款與2017年8月29日簽訂的《委托理財協議書》基本一致。

合同簽訂后，原告將300萬元匯入其股票交易賬戶，由被告掌控、管理原告的股票賬戶、密碼并進行股票交易。

2018年4月4日，雙方進行結算，就盈利部分40.5萬元原告分得八成計32.4萬元，被告分得兩成8.1萬元。后因投資虧損等因素，截至2022年9月19日，原告賬戶剩余資產111余萬元。

審理中，雙方當事人一致確認雙方均掌握原告陶某名下股票交易賬戶及密碼。庭審中,原告認為簽訂的兩份《委托理財協議書》違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122條規定而無效。同時提起備位訴訟，如果法院認定協議有效，被告存在以下過錯：1.被告沒有盡到及時匯報的義務，在虧損金額達到30%的紅線時也沒有向原告告知，使原告失去了單方終止合同的權利；2.被告的操作存在高買低拋、低賣高買，操作有違常理，違反謹慎選擇的義務；3.原告賬戶出現第三人登錄操作的情形，被告管理存在過錯。4.結合雙方的交易流水，被告在2017年、2018年時對股票賬戶操作還比較多，在2019年最后截至2021年7月之后便沒有任何的股票交易行為，違反了受托人的勤勉義務。故起訴要求被告朱某返還投資款188多萬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4年修正）第122條“設立證券公司，必須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準。未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證券業務。”規范對象為意在設立證券公司的單位或個人，本案被告朱某不屬于該條規范對象，原告主張被告朱某違反該條規定導致雙方簽訂的兩份《委托理財協議書》無效理由不成立。本案案由為民間委托理財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兩份《委托理財協議書》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原告主張被告存在過錯應當以協議約定的被告義務為衡量標準，原告主張被告存在未及時匯報的過錯，合同對此無約定，又因雙方當事人均掌握股票賬戶的交易密碼，原告完全可以自行查詢盈虧，不存在原告主張的因未被告知虧損金額達到30%使其喪失了單方終止合同權利的情形。原告稱因被告行為導致第三人登錄缺乏依據，即便確有第三人登錄的情況，亦不排除原告泄露的可能。原告所稱的被告高買低拋、低賣高買，后期操作減少，被告對此不認可并提交的自己賬戶的同期操作、虧損情況以證明自己操作不存在過錯，原告未能進一步提交證據，法院對原告主張被告在履行合同義務過程中存在過錯不予采信。綜上，法院駁回了原告陶某的全部訴訟請求，判決后，原告陶某提出上訴，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一審判決已生效。

法官說法

民間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是指委托人將其資金、金融性資產委托給非金融機構或自然人，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內將委托資金投資于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由該資產管理活動引發的合同糾紛。

股票市場充滿不確定性，投資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必然有虧損的風險。投資者若委托他人理財炒股，在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同時，要正確認識收益與風險。即使委托他人炒股，委托人也要經常了解自己的股票賬戶和資金賬戶的情況，保障自身的資金交易安全。